耿飚是谁?党史上著名的“耿飚之问”到底问了什么问题?今日为何还要答好?带着一系列问题,我在党史学习教育活动中,找到了答案。

耿飚是任驻外大使时，敢对改进外交和外援工作向中央提意见，被毛主席直夸“敢说真话”的人;是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顶住压力，平反冤假错案，解放出一大批干部的人;是高居副总理，宁愿帮别人找工作也不帮自己儿子的人。

这就是耿飚，战争年代出生入死、屡立奇功;和平年代敢于直言、一身正气。身为中国共产党元老之一的他，曾任国务院原副总理，中央军委常委等要职，习近平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当耿飚的机要秘书。

1991年，已经从领导人岗位上退下来的耿飚，重返半个世纪前战斗过的陕甘宁陇东(今甘肃庆阳)，看望曾经血脉相连并肩战斗过的陇东人民。晚饭后，他住的招待所外忽然人声鼎沸，黑压压来了一群告状的老百姓，诉说他们对一些县乡干部的不满，怎么劝说也不肯离开。看到这种情景，耿飚心情十分沉重。在离开庆阳那天早晨，耿飚接见了当地主要领导，耿飚并没有就老百姓反映的问题批评责备任何人，只是现场给大家讲述了一段催人泪下的革命故事：

“50年前，我们385旅在这里驻防时，部队的一个战士犯了严重错误。旅部决定按纪律将该战士枪毙。当我们在操场上准备执行纪律时，也是黑压压来了一大群人，为这个违纪的战士求情。我对父老乡亲们说，纪律是必须坚决执行的。谁知竟连受害者的父母都跪倒在地向我求情，紧接着一操场的群众全都跪倒，哭着说共产党都是好人，请求饶了这个战士，让他戴罪立功，上前线多杀几个鬼子吧!我反复说明八路军的军纪，可老百姓一个也不起来。最后，我们只得流着泪接受了群众的请求。”

讲到这里，耿飚话音一顿，环顾四周，激动地大声问道：“现在，我要问问在座的你们这些人，不管哪一个，如果犯了错误，老百姓还会替你们求情吗?”全场顿时鸦雀无声，只有耿飚的话在回荡。

这就是“耿飚之问”，此问历经30年，言犹在耳，振聋发聩，撼人心弦，问出了几十年来党群关系、干群关系的巨大反差，值得当今党员干部细细品味和深思。

如今，各级纪委监委在办理案件时严格按照“三个区分开来”，坚持严管与厚爱结合、激励和约束并重，通过容错纠错机制，为担当作为者撑腰鼓劲，努力营造浓厚的干事创业氛围。在这样的良好干事创业氛围下，每一个干部都不妨扪心自问：如果自己做错了事，老百姓会替我求情吗?

“得民心者得天下，失民心者失天下”。习近平总书记一针见血的指出：“领导干部的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，群众都看在眼里、记在心上。干部心系群众、埋头苦干，群众就会赞许你、拥护你、追随你;干部不务正事、骄奢淫逸，群众就会痛恨你、反对你、疏远你。”回首党的奋斗史，我们党之所以能取得革命的一个又一个胜利，靠的就是人民群众的支持。“半条被子”“八子参军”等鱼水情深的故事源远流长，陈毅元帅曾经饱含深情地说过，“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”。试想一下，如果党员干部在群众面前摆官架、打官腔、说官话，不愿深入基层了解民情，不想深入群众听取民意，“只说漂亮话，不做实在事”，只知道追求房子、票子、车子、位子、女子“五子登科”，严重侵害了群众的切身利益，这样的做派和作风，怎么能够赢得群众的信任和尊重?展望未来，站在“两个一百年”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，面对世情、国情和党情深刻变化带来的风险挑战，群众路线依然是战胜困难的重要法宝，人民群众依然是决定未来的强大力量，我们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团结和依靠人民群众。

立足纪检岗位，每日工作我们不妨多“三问吾身”：多问问主动服务群众的意识高不高?多问问为群众解难事的能力强不强?多问问工作成果与群众的期待远不远?办理案件时，我们是否还原事实真相，依法依规进行处理?接待群众时，我们是否耐心倾听,换位思考为信访人解决问题?优化营商环境时,我们是否深入企业力所能及的积极协调解决难题?宣传法规时，我们是否积极创新，寓教于乐直抵人心?

党史学习教育活动正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，活动的意义不是我们抄写了多厚的读书笔记、开展了多少形式的比赛活动,而是我们要将革命传统红色基因传承下来,拿出立足实际、服务群众的有力举措，积极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,深入开展“我为群众办实事”实践活动，不能“活动一结束就曲终人散，四风问题又涛声依旧了”，那样的话既辜负了老一辈革命前辈对我们的期望，也丧失了人民群众对我们的无限信任。

征程正未有穷期，不待扬鞭自奋蹄，相信每位党员干部都在自身岗位上，坚守职责，兢兢业业，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的“急难愁盼”，面对“耿飚之问”，我们就会多一份发自内心的底气，多一份回答历史之问的勇气。

(新郑市纪委监委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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